马伯庸：影视创作者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各式题材中找到“当下性”

界面新闻记者 | 丁欣雨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戛纳零时差”单元，促成了电影《远山淡影》来到中国与观众见面。在昨日举行的“跨幕叙事者：文学之光，影视闪耀--最具转化价值文学IP推介会”上，上海市作协主席孙甘露拿这部作品来阐释自己关于文学影视化改编的观点：

“原作讲的是人们会在回望中重新塑造往事，而不论是文字叙事隐藏的不确定性，还是影像画面呈现的相对明晰，实则都揭示了心理层面的复杂感受，探讨了人物的内疚和自欺。”

在孙甘露看来，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不能被简单理解成IP改编，而是创作者依循不同艺术形式的规律，感知社会与人，并对时代中的种种变化做出自己的回应。

在文学改编中，影视要发现“戏”、放大“戏”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与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故事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4年文学改编影视作品蓝皮书》，在当年热度与口碑俱佳的剧集中，文学改编作品占比达54%，排名前十的剧集中有八部源自文学改编，其中包括《繁花》《我的阿勒泰》《玫瑰的故事》这样的爆款作品。疫情过后行业大盘较冷，依靠耗资较大的电脑特效和其他高配置的幻想类剧集创作减少，延迟反应在2024年剧集上线的情况上，这也构成了近年来文学改编剧日渐贴近现实题材的特点之一。

在所有的文学文本影视化改编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梁振华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完成创作思维从时间性向空间性的转变，“这也是作家和编剧写作时的不同侧重”。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张冀近期正在进行孙甘露《千里江山图》的电影改编工作，看小说的时候，一段读者并不太会注意到的描写却吸引到了他的注意：

故事在上海四马路的菜场开始，男主人公经过电影院，上到对面的大楼，在天台发现一个有点废弃冷落的游乐场。

“三个空间的转换，几乎不存在什么戏剧冲突，但却非常有‘电影感’，适合用视听画面来呈现。菜场是市民景象，电影院是当时人们消遣时一定会去的地方，而游乐场的凋敝也跟电影院的兴起有关系。电影能提炼出原著里不容易被发现的点，铺就开来展现一个时代。”

影视像一只放大镜，不仅放大了文学文本中原本不惹人注意的细节，也放大了文学故事里的戏剧冲突和对立。今年4月，改编自石一枫同名小说的《借命而生》播出，讲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警校高材生被分配到看守所，结果在他看管下的两名嫌犯意外脱逃，以此拉开长达20多年不懈追捕的故事。

比起原著最大的不同，是剧集里增设了一些坏人人物，不再强调文学作品里的非善非恶，而是强化人性的黑白度。这种改编对于石一枫来说是可被理解和接受的，他觉得如果改编渴望完全保留文学性而违背影视剧的创作规律，风险就太大了。

“其实剧作里有一两个所谓的坏人，未见得它一定代表着我们看待世界简单。更大的原因是更强劲地推动剧情，让观众看懂剧情，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就能产生共情。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不面对这些创作上的挑战，但这些是需要编剧、导演和演员来面对的。”

同样是这个原因，剧集《我的阿勒泰》才能在散文的字里行间抽出“好戏”，完成文学向影视的转化。爱奇艺执行总编辑梁萌在现场分享了平台在评估文学改编时一定会发出的“灵魂三问”：能不能唤醒大众的好奇，比如它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还是它里面会有观众喜欢的谁？能不能达到情感的链接，看了内容之后跟你共同笑，共同哭，甚至看完想去创业或者谈恋爱？最后，能不能引发人的深度思辨？

“影视是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东西，既是艺术，也是工业，我们一定要在其中考虑商业性。”杨萌拆解了《我的阿勒泰》之所以能取得商业成果的原因，即在没有强情节的情况下，剧集让文秀有了个人的成长线和跟巴太的情感线，抓着观众往下走，而文秀母亲又被设置成一个当代城市女性的爱豆（idol）形象，她在价值观的输出中展现豁达、开朗和坚强，给当下人共鸣。

变动的审美与不变的情感，让影视还有许多文学故事可讲

一改此前数年浪漫幻想、类型化创作独大的局面，像散文和严肃文学这些原本被看来改编难度较大的体例也得到不错的收视成绩，越发受到行业的注视与青睐。一方面，这体现了影视审美的改变与挑战，例如《千里江山图》群像叙事明显，在张冀现在的剧本里就已经有14个有相当人物弧线的角色出现，“其实有一点违反电影的欣赏规律，但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追求一种强大信息量的感觉，不怕内容多，也是给我们创作提供了新的机会。”

另一方面，梁振华援引莫言在《齐鲁学刊》曾经发表的一篇文章，“很多作家特别想让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所以把小说写得像剧本，但莫言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当作家越把小说写得像剧本，就越有可能被影视剧抛弃。”呈现出去影视化症候的小说反而会被影视选择，似乎意味着影视向文学索要的，恰恰就是文学超越影视、超越故事和人物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在纯粹的剧作和类型思维上是缺乏的，这也是在强调、重构日渐式微的严肃文学的价值。

这个能够穿越时空，在不同艺术形式之间流动而持续吸引大众的东西，在影视剧《长安的荔枝》原著作者马伯庸看来，就是人性。他有一次参加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采访活动，被邀请在所有文物中随便挑一件展品讲5分钟。就着玄奘大师的画像，他讲了一个唐僧晚年回到家乡，在40多年未修的祖坟上痛哭流涕的故事。

“玄奘大师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西游记》里懦弱的老和尚，也不仅仅是《大唐西域记》里面勇猛精进的求道者，他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对世俗的深切眷恋。”马伯庸走出场馆后，他发现刚刚拍摄的编导们等车的时候都在打电话。一问才明白，在听完玄奘的故事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也都想起了自己远在家乡的爸妈，迫不及待地想要联系他们，不说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简单的问候。